解放大軍進京了，解放大軍的總指揮部、中共中央仍然住在西柏坡，而且還有些重要事情要在這里辦理。

一棵古柏的下面，是任弼時的住處。這是個農家的小四合院，院子狹窄得很，好似半截兒胡同。任弼時由陜北來到這里,已經住了七個月。每天清晨,他照例是東方一亮就起床,然后走下高臺階兒,穿過葦塘中間的小路,再到稻田當中的一條大道上去散步。

這天,清早起來,他讓警衛(wèi)員小邵把手槍藏在衣襟下面,兩人肩并肩地走著,像是兩名戰(zhàn)士,一個老兵,一個小兵,一個滿臉大胡子,一個嘴上沒毛的娃娃兵。遇著種田的老鄉(xiāng),“老兵”總要停下來,問這問那:“一畝田打多少?夠吃不夠吃?”好像他是專門來做調查研究的。朱老總也愛大早出來轉一圈,兩個人常常碰在一起,那就會有不少話要說,甚至研究上了工作。小邵雖然不能全懂,但他可以揣摸得出來,說的是中央要在西柏坡召開一次重要會議,不久還要召開政協(xié)會呀、建立新中國呀這些大事。  

醫(yī)生建議任弼時每天出來散步,是讓他休息腦子,但他何曾有過一刻的休息呢?散步回來,路過食堂,他又走進去,看看食堂炊事員,囑咐他們把伙食搞好:“我們的條件還差一些,吃些粗糧也不要緊,只要做好了就愿意吃嘛。這幾天要從前線回來一些同志,他們都很辛苦,要盡量搞好一些……”

　　警衛(wèi)員小邵站在旁邊,默默地聽著,心里卻在想:在轉戰(zhàn)陜北的時候,“胡子”就負責中央縱隊的安全、后勤等各方面的工作。如今,中央召開重要會議,他仍然要把上上下下都安排周到。

吃過早飯,毛澤東、周恩來和任弼時三個鄰居,都從“家”里走出來,坐在一棵杏樹下面的木墩上。不一會兒,劉少奇和朱老總也來了。他們本來是到主席的辦公室去開會,卻坐在這里誰也不愿挪動了。他們各自打開一份文件,一邊看一邊在討論研究。一直到樹影子偏東了,才各回各家。

1948年春，任弼時和家人在西柏坡。

　　夜靜了,任弼時又開始進行他的工作。主席給他派的保健醫(yī)生米大夫在門外徘徊了很久,終于鼓著勇氣走進來,懇切地說:“史林同志,您的血壓今天已經超過了二百,原來給您規(guī)定的一天工作不能超過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對任弼時來說,那是太少了,無論如何不夠他用的。無論哪一天,最少也沒下了十小時。工作一忙起來,哪里還想到時間,常常在深夜十二點以后休息,清晨天一亮又要起來,何況這幾天正在準備召開會議呢。

任弼時的身體很不好,除了血壓一天天增高,還有心臟病和糖尿病，所以主席才給他派來醫(yī)生,專門照顧他。按他的病情,早該脫離工作專門休養(yǎng)了。可是,在這個關鍵時刻,在這要進行歷史轉折的偉大時刻,他無論如何也是休息不下來的!所以又根據(jù)這個特殊時期的需要,醫(yī)生給他規(guī)定了每天工作不超過四個小時。他的幾位伙伴,主席、副主席都勸他注意休息,甚至批評他。別的事,不管大小,他絕不違犯組織紀律,惟獨這件事,老是執(zhí)行不了。只給他四個小時,那怎么行呢?哪天他都工作到四小時的四倍或五倍。

任弼時與陳毅在石家莊

　　1949年的3月,任弼時一家,隨中央機關遷到了北京,住在香山。因為他的病情逐漸加重,連開國大典都未能參加。

　　毛澤東勸他到蘇聯(lián)養(yǎng)病,意思是讓他養(yǎng)好了再回來。但是,沒過了幾個月,他又由蘇聯(lián)回來了。

　　就在這一年的10月份,他的病情突然惡化。主席不讓他再工作,劉少奇和周恩來也勸他,把工作全部丟開,一定要先治病。他嘴上答應,實際上還是歇不住。工作一會兒,頂不住了,再躺一會兒。直到最后起不來了,在他意識到已經不行的時候,還在說:“給我的時間太少了!哪怕……”

　　他的話還沒說完,便再也聽不到他的聲音了……

追悼會上,劉少奇說:“他幾十年如一日,不聲不響,勤勤懇懇地埋頭工作,從不計較名譽地位……”陳老總說:“他是人民的駱駝,只為人民貢獻,對自己卻從來無所求。”

西柏坡紅色教育基地立足于革命圣地西柏坡，深度挖掘西柏坡及其周邊的紅色故事，引導學員感受紅色歷史，傳承紅色基因，采用專題教學、現(xiàn)場教學、體驗式教學、紅色尋訪等多種教學方式，帶領學員前往西柏坡紅色教育基地、唐縣白求恩柯棣華紀念館、白洋淀雁翎隊紀念館、雄安新區(qū)干部培訓基地等各個教學點進行深度現(xiàn)場教學和體驗式教學，令學員沉浸其中，切實受到觸動和凈化；學員們邊走邊學，邊學邊看，邊看邊悟；在沿途大巴車上開設“車輪上的紅色講堂”，引人入勝，讓學員們處處感悟燕趙紅色文化和紅色精神，在工作中凝聚智慧、提升政治覺悟和工作能力。

（來源：中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