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上發生過各種重大的天災人禍，危及百姓生命，損毀美好家園，破壞生態環境，重創經濟秩序，給人類造成嚴重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面對每一場突如其來的重大災害，作為一國總理的周恩來都在第一時間作出決斷，調動國家資源，全力以赴做好救災賑災工作，力求把損失程度降到最低，把溫暖送到千家萬戶，撫慰無數受傷的心靈。更為重要的是，他在大災之后痛定思痛，在彌補損失、救治創傷的同時，認真吸取慘痛的教訓，銘記前車之鑒，傾心謀定治本之策、長遠之計,不遺余力讓受災群眾擺脫困境，讓更多的百姓持久地安享幸福的生活。

淮河泛濫后的興修水利之舉

1950年夏，淮河流域連降大暴雨。持續半個多月的降水，造成干支流堤壩潰漫無數，洪水四溢，淮河平原一片汪洋。因村沒物毀，大量民眾無處容身，只能攀樹爬屋，有的被毒蛇咬死，有的失足溺水而亡，慘象環生，損失嚴重。僅豫皖兩省受災面積就達4000余萬畝，受災群眾達1300萬人。

嚴重的災情引起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關注。周恩來親自指揮調度，舉全國之力救濟災民，迅速向災區調撥糧食、鹽、煤等生活必需品，發放籽種貸款，保障群眾的基本生活，支持恢復農業生產。

在全力以赴救災的同時，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批示要求，緊鑼密鼓地著手治淮水利工程的籌備工作。他在聽取時任水利部部長傅作義關于淮河嚴重災害和目前治淮的情況匯報后，激動地說：水災是非治不可，如果土地不是洪災就是旱災，那就是土改了也沒有用。他還把淮河治理的消息告知從淮安來京的八嬸母，說“家鄉要挖一條大河啦，從洪澤湖一直到大海”，這里所說的大河就是治淮工程的重頭戲——蘇北灌溉總渠。

為了凝聚共識和力量，周恩來在1950年8月24日召開的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上鄭重指出，“全國規模上進行建設”“要先從幾件基本工作入手”，首要的是“興修水利”，而在幾條主要河流中淮河排在第一位。10月14日，政務院頒布了由周恩來主持制定的《關于治理淮河的決定》。11月3日，周恩來主持政務院第五十七次政務會議，態度十分明朗地表示，淮河災害最急，是非治不可的。在抗美援朝軍費開支驟增、財政困難的情況下，中財委仍然撥款大力支持治淮，并且提出“統籌兼顧，標本兼施；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分期完成，加緊進行；集中領導，分工負責；以工代賑，重點治淮”的治淮五項原則，進一步明確“治淮總的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水為主”。在毛澤東關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號召激勵下，在周恩來的親切關懷和精心指導下，經過幾年的不懈奮斗，淮河治理取得明顯成效，興建的水利設施經受了1954年特大洪水的考驗，水患逐步向水利轉變，淮水安瀾的美好愿望逐步成為現實。

細菌戰后的愛國衛生運動

1952年1月下旬，喪心病狂的美國侵略者在朝鮮戰場發動大規模細菌戰，連續在朝鮮以及我國東北、青島等地投擲帶有鼠疫、霍亂、腦膜炎、副傷寒等多種病原體的昆蟲30多種，在當地引發許多以前沒有發生過或很少見的傳染性疾病，并在污染區造成流行態勢，對平民百姓的生命健康形成巨大威脅。

獲得情況反映和毛澤東有關“請周總理注意此事，并予處理”的批示后，周恩來隨即擬定行動計劃，采取應對措施。通過化驗病菌、向國際社會控告美帝國主義的罪惡行徑、在全國進行防疫動員、爭取國際合作等形式，“發動反對美國進行細菌戰的活動”。3月14日，周恩來主持政務院會議，成立中央防疫委員會，親自擔任主任，部署在全國范圍開展人民防疫運動。3月中旬，他以中央防疫委員會主任的名義，先后發出《反對細菌戰的指示》和《關于加強防疫工作的指示》，劃定防疫區域等級，因地施策，督促加強領導，做好群眾宣傳工作，相關工作一直“堅持到秋后”。

在“將敵人的細菌戰粉碎”的同時，周恩來就“把我們的衛生工作借此提高一步”擺上了議事日程，努力化疫情危機為開展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的契機。1952年12月11日全國衛生工作會議召開，周恩來到會作報告，強調對于衛生工作不能有絲毫松懈，必須把愛國衛生運動堅持下去。闡明衛生工作必須與群眾運動結合，如果不與群眾運動結合，衛生“工作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的三大原則，就不可能很好地得到貫徹，并將“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加入衛生工作的方針之中。12月31日，周恩來簽署了政務院《關于一九五三年繼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指示》，決定1953年在全國范圍內繼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還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將中央防疫委員會更名為“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自此，新中國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開始步入正軌，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景象。

“躍進號”貨輪觸礁后的反對官僚主義

1963年5月1日凌晨，萬眾矚目的中國首艘國產萬噸遠洋貨輪“躍進號”，滿載著1.3萬噸玉米，從山東青島港起錨出發，駛往日本名古屋西港。然而，“躍進號”出發的當天下午，就傳來該貨輪意外沉沒的消息，一時間萬眾驚愕，疑云重重，成為國際新聞關注的焦點。這起災難性的事件，經濟損失慘重，政治影響惡劣，對在特殊時代背景下的中國經濟，尤其是遠洋運輸業不啻一個沉重打擊。

“躍進號”沉沒的原因撲朔迷離，日本一家媒體先聲奪人，于5月2日發表了一條爆炸性消息，稱“躍進號”是被魚雷擊沉的。這一說法迅速在世界上傳開，引起軒然大波。面對這一復雜局面，周恩來冷靜應對，謹慎處置。他于5月2日、3日、7日先后4次約見有關人員，召開座談會，了解情況，分析疑點，還原真相。5月6日，他召集中央會議，決定“須到海上調查”。5月15日，他冒著濃霧飛往上海，迅速組織強大的專業力量， 奔赴事發水域，進行現場勘查。經調查取證，最終排除了擊沉說，確認貨輪是觸礁沉沒，使真相大白，疑云消散。

一場意外事故的調查雖塵埃落定，但這次沉重的教訓，以及交通運輸行業接連不斷發生的嚴重事故，促使周恩來對其背后潛藏的深層次問題進行深挖，對事故中表現出來的嚴重的官僚主義進行了深刻反思和深入剖析，力求從源頭上消除各種事故隱患。

1963年5月24日，周恩來在交通部提交的《電話會議計劃》所述“堅決接受‘躍進號’的沉痛的經驗教訓”后批示道：“一句話，就是有領導地走群眾路線。首長帶頭，大家動手，同心協力，保證安全。去掉官架子，建立新風氣。”同時，他舉一反三、由近及遠，于5月29日、6月13日，分兩次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干部會議上作《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報告。報告分析了官僚主義產生的思想根源和社會歷史根源，列舉了20種官僚主義表現及其嚴重危害，嚴肅指出“官僚主義是領導機關最容易犯的一種政治病癥”，“我們決不能容許官僚主義再繼續發展下去”。周恩來對官僚主義深惡痛絕，一生都在用行動與這種“政治病癥”作堅決的斗爭，而“躍進號”沉沒事件可以說是時常縈繞在他耳邊的長鳴警鐘。

邢臺地震后的防震抗震工作

1966年3月8日凌晨，燕趙大地的人們還在睡夢中，突然間地聲隆隆、地動山搖，河北省邢臺地區發生里氏6.8級強烈地震。此后余震不斷，造成大范圍墻屋倒塌，鐵路、橋梁、礦山及村莊被毀，火災頻發，共導致8000余人喪生，3.8萬余人受傷，受災面積達3.2萬平方公里。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發生在我國人口稠密地區、造成嚴重破壞和人員傷亡的第一次大地震，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

周恩來在獲知邢臺地震消息的當日即指示衛生部派醫療隊前往救護，并連夜召集國務院和總參有關人員開會，商定緊急馳援措施。3月9日，周恩來在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作出匯報后，緊急部署搶救、救災工作，并于下午冒著余震，代表黨中央、國務院趕赴災區，聽取當地政府的情況匯報，了解災害詳情。他先后3次深入受災最嚴重的隆堯、寧晉等地慰問受災群眾，調度人力、物資，指揮救災搶險工作，向災區人民發出了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發展生產、重建家園的莊嚴號召，極大地鼓舞了災區人民戰勝自然災害的信心。

周恩來行走在災區的殘垣斷壁之間，目睹百姓家毀人亡的慘狀，不禁憂心如焚，淚眼蒙朧。他一手抓救災，解決群眾的燃眉之急；一手開始抓地震的預測預報、防震抗震工作，從長計議，著力解決關乎民生的長遠問題。

1966年4月1日，在視察中國科學院地震考察隊時，周恩來指出，必須加強地震測量預報研究，做到準確及時。又對科技大學地震專業的學生說，希望你們這一代能解決地震預報問題。4月7日、10日，他兩次約見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和地質部等有關單位的科研人員，共同討論地震預報和地震劃線問題，反復強調地震預報的重要性，要求加強研究，盡量探索規律，爭取從邢臺地震中找出地震預報的頭緒。27日，在接見李四光等著名專家時，他語重心長地說：“今天請你們來，就是希望你們搞好地震預報，這是我交給你們的任務。”5月28日，周恩來從百忙中抽出時間接見邢臺地震科學討論會的代表，充分肯定“這次會是十幾年來最豐富的一次地震科學討論會”，要求抓住邢臺地震，各方面大力協同研究，“要在地震問題上也放出異彩”。此后，在周恩來的敦促和指導下，組建了專門的地震辦公室，召開了全國地震工作會議，成立了國家地震局。新中國的地震科學事業，以邢臺地震為起點，沖破干擾，負重前行，得到了迅速發展。

當下，全國上下正在同心抗“疫”，打一場防控新型冠狀病毒的人民戰爭。此時此刻，我們重溫周恩來在重大災害后深謀遠慮的往事，無疑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

原載：《黨史縱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