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來到西柏坡，參觀了西柏坡紀念館、毛澤東舊居、中央軍委作戰室、七屆二中全會舊址。在著名的九月會議舊址，習近平主持召開了座談會。平山縣縣鄉村干部、老黨員和群眾代表暢談了他們對反對“四風”、樹立良好作風的感想，總書記對他們的意見表示肯定。他表示，西柏坡我來過多次，每次都懷著崇敬之心來，帶著許多思考走。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多重溫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的偉大歷史，心中就會增添很多正能量。習近平指出，毛澤東同志當年在西柏坡提出“兩個務必”，包含著對我國幾千年歷史治亂規律的深刻借鑒，包含著對我們黨艱苦卓絕奮斗歷程的深刻總結，包含著對勝利了的政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對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實現長治久安的深刻憂思，包含著對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深刻認識，思想意義和歷史意義十分深遠。全黨同志要不斷學習領會“兩個務必”的深邃思想，始終做到謙虛謹慎、艱苦奮斗、實事求是、一心為民，繼續把人民對我們黨的“考試”、把我們黨正在經受和將要經受各種考驗的“考試”考好，使我們的黨永遠不變質、我們的紅色江山永遠不變色。——《人民日報》2013年7月13日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東麓，滹沱河北岸，是河北省平山縣西部一個風景秀麗的小山村。這里三面環山，一面臨水，不僅易守難攻、安全隱蔽，而且臨近華北重鎮石家莊，交通十分便利。更為難得的是，這里很早就是解放區的一部分，具有良好的群眾基礎。正是考慮到這些有利因素，所以，1947年5月，劉少奇率領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央工委”）進入晉察冀解放區后不久，就選定西柏坡為中共中央駐地。1948年5月，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正式入駐西柏坡。由此，西柏坡成為解放戰爭時期中國革命的重要指揮中心，是中共中央進入北平前的“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

（一）

1947年3月18日晚，面對胡宗南部隊的重兵進攻，毛澤東、周恩來率領中共中央機關主動撤離延安。3月29日夜至30日，中共中央在清澗縣石咀驛附近的棗林則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領中央機關及解放軍總部留在陜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人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以劉少奇為書記，前往晉西北或其他適當地點，進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隨后，根據中共中央安排和要求，劉少奇、朱德率領中央工委臨時機關，渡過河進入山西，后經過晉綏地區進入晉察冀解放區。1947年5月初，到達河北平山縣。不久，進駐西柏坡村。7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

中央工委是入駐西柏坡的第一個黨中央機關。進駐后，其首要的工作是籌備召開全國土地會議。1947年7月17日，全國土地會議在西柏坡召開。經過充分討論，全國土地會議于9月13日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草案。后經過進一步討論和修改，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神泉堡正式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

在《中國土地法大綱》指導下，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經過土地改革，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翻了身，成為了農村的主人。他們積極參軍參戰，為人民解放戰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力和物力源泉。為此，解放區出現了很多反映翻身農民踴躍參軍的民謠。有的民謠唱道：“參軍打仗喜洋洋，谷子發芽上前方，我為人民扛起槍，保衛土地保家鄉，報名參軍最榮光。”

《中國土地法大綱》的頒布，土地改革運動的深入開展，極大地激發了農民參加和支援人民解放戰爭的積極性。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的解放戰爭，主要是靠這一億六千萬人民打勝的。有了土地改革這個勝利，才有了打倒蔣介石的勝利。”周恩來也認為農民為抗日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特別大的貢獻：“在人力上，農民單是送自己的子弟、丈夫參軍，先后加起來就有七百多萬人。還要有多少民工支前！還要有多少民兵打游擊戰！在公糧的負擔上，每一個農民每年平均收入大概是四百斤小米，要拿出八十斤給公家，這就是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的確，正是通過徹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中國共產黨才獲得了農民源源不斷的支持，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才有了可靠的保障。

（二）

繼中央工委先行到達西柏坡之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于1948年5月正式入駐西柏坡。從此，在之后將近10個月的時間里，西柏坡成了中國革命的政治軍事中心。在這里，毛澤東運籌帷幄，勝利指揮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有力推動了人民解放戰爭的進程。

中共中央入駐西柏坡時，解放戰爭的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此時，人民解放戰爭已經轉入戰略進攻階段，敵我力量的差距在日益縮小。此時，為了避免被包圍殲滅，國民黨軍隊被迫將其精銳部隊和主要兵力集中于東北、華北、華東、中原、西北5個戰場，進行所謂的重點防御。這為人民解放軍發起戰略決戰提供了可能。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機關小食堂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7人，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有14人，列席會議重要工作人員有10人。這是抗日戰爭勝利以后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上，毛澤東提出：“我們的戰略方針是打倒國民黨，戰略任務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由游擊戰爭過渡到正規戰爭，建軍五百萬，殲敵正規軍五百個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同時，他對新中國的國家政權性質作了說明，指出，“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是僅僅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他說：“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軍隊叫人民解放軍，以示和蔣介石政權不同。”他強調，新中國將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指出：“我們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制。”依據形勢的發展，他列出了建立新中國的時間表：“政協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要開一次會，現在開始準備。戰爭第四年將要成立中央政府。”

九月會議為人民解放軍發起戰略決戰作了重要的動員和準備。在九月會議精神指導下，根據毛澤東指示的“攻城打援”的戰略方針，9月16日，華東人民解放軍發起濟南戰役，拉開了戰略決戰的序幕。接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又在西柏坡領導指揮了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三大戰役從1948年9月12日開始，到1949年1月31日結束，歷時4個月零19天，共殲敵154萬人，基本上消滅了長江以北國民黨的軍事主力。其間，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經常在毛澤東住處，集體商討瞬息萬變的戰爭形勢，并通過一封封電報把作戰命令從西柏坡發往前方戰場。

據統計，毛澤東在西柏坡的300多個日日夜夜里，在16.3平方米的舊民房里，他起草了400多封電報文稿，并通過電報指揮了包括三大戰役在內的24場戰役。其中，三大戰役期間，毛澤東起草了230余封電文。在戰事緊張的時候，中共中央平均每個月收發電報字數達到140萬字。據時任毛澤東機要秘書的葉子龍回憶：“這段時間，是我所經歷的電報往來最密集的幾個月，也是中央機要室最繁忙的時候。毛澤東習慣于夜間工作，很多電報是這時候擬就的，并且多數都是特急件，必須立即發出。而各戰場傳來的電報卻多在白天。這樣，我們機要室人員就得日夜不停地工作。”在緊急時刻，毛澤東甚至親自到機要室囑咐重要電報的抄送、修改。

正是通過一封封電報，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軍事戰略思想得到了有效貫徹執行，這為三大戰役的勝利提供了堅強有力的領導和指導。周恩來幽默地說，我們這個指揮部“一不發人，二不發槍，三不發糧，只是天天發電報，就把國民黨打敗了”。

（三）

三大戰役勝利結束后，隨著全國性革命勝利即將到來，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籌劃新中國的藍圖，成為中共中央的當務之急。早在1949年1月6日至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提議：“北平解放后，必須召集第七屆第二次中央全體會議。”2月11日，他又親自起草了《關于召開七屆二中全會的通知》。

在作了充分準備之后，1949年3月5日下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毛澤東首先作報告，對黨的工作重心問題，以及新中國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即將采取的基本政策作了說明。他提出，“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在他看來，在已經解放并且建立了人民政權的地區，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鄉村，都要以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作為黨的中心工作，指出：“黨在這里的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這是一切工作的重點所在。”

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如何對待外國的外交機構和人員，他提出：“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這些都是我們進入大城市的時候所必須首先采取的步驟。在做了這些以后，中國人民就在帝國主義面前站立起來了。”考慮到國民黨提出了進行和談的要求，并且廣大人民群眾也期盼和平，毛澤東提出：“我們的方針是不拒絕談判，要求對方完全承認八條，不許討價還價。”

關于革命勝利后新中國的國體和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毛澤東重申新中國將實行“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以爭取革命勝利，他要求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號召“去認真地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認為這些是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為了更好地建設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他特別強調要廣泛地團結黨外民主人士，提出：“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我們必須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樣，同他們誠懇地坦白地商量和解決那些必須商量和解決的問題，給他們工作做，使他們在工作崗位上有職有權，使他們在工作上做出成績來。”

鑒于革命勝利后，一些黨員干部有可能會經不起敵人糖衣炮彈的襲擊而腐化變質，也有些干部會滋生“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毛澤東在報告即將結束時，特別要求全體黨員干部要保持艱苦奮斗作風，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為此，他明確提出兩個“務必”口號：“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3月13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會議總結，對黨的七大以來中央、地方和軍隊的工作及經驗給予了肯定，闡述了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問題，俄國十月革命與中國革命的關系，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十二條等。他說，凡是自己沒有弄清楚或自己不懂的，要先問下級，先做學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請教，然后再下命令。這不會影響自己的威信，而只會增加自己的威信。他大力倡導學習，并列出12本干部必讀書目。為了防止黨員干部驕傲自滿、腐化變質，會議還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了六條規定：“一、不做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為新中國的各項建設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和方針政策指導。全會閉幕后第10天，也就是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臨行前，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周恩來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這段關于“進京趕考”的對話意味深長，發人深省，進一步彰顯了共產黨人在勝利面前不驕不躁的精神和心態。

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