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肯定了毛澤東同志在領導紅軍長期作戰中形成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開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了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遵義會議決議);討論研究了中央紅軍的進軍方向、部隊縮編、中央蘇區和紅二、紅六軍團戰略方針等重大問題。

遵義會議后的黨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決策，不僅使中央紅軍按照新的戰略方針和戰術原則，靈活機動作戰，擺脫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為長征的勝利奠定了基礎;而且為留在中央蘇區及其他蘇區的黨組織和紅軍制定了戰略轉變的方針，指導中央蘇區和其他蘇區實現了戰略轉變、保存了革命力量，為堅持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奠定了基礎，在戰略上配合了主力紅軍的長征。

一、紅軍主力長征后，中央蘇區面臨嚴峻的斗爭形勢，迫切需要實行戰略轉變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五個軍團及兩個縱隊撤離中央蘇區，開始長征。中央紅軍主力撤出蘇區時，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分局，由項英、瞿秋白、陳毅、陳潭秋、賀昌等組成，項英任書記。同時，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以陳毅為主任、梁柏臺為副主任。不久，又宣布成立由項英兼任司令員的中央軍區，“指揮江西、福建、閩贛、贛南及閩浙贛五個軍區(閩北分區在內)及各直屬的地方獨立部隊與二十四師和十軍”，繼續堅持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的斗爭。

項英、陳毅臨危受命，領導留在中央蘇區的紅軍、地方武裝及游擊隊接替紅軍主力防務，掩護紅軍主力集結，配合紅軍主力突圍，保障紅軍主力行動，使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得以突破國民黨軍的封鎖，實行戰略轉移。

中共中央離開中央蘇區時，賦予中央分局、中央軍區的任務是：在中央蘇區領導紅軍和地方武裝以游擊戰爭來保衛蘇區，保衛土地革命勝利成果，抗擊進犯之敵，使進占蘇區的敵人不能順利統治下去，并準備配合紅軍主力在有利條件下的反攻。同時，中革軍委劃定瑞金、會昌、于都、寧都四個縣城之間的“三角地區”為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最基本的地區和必須最后堅守的陣地。

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進犯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隊除薛岳縱隊、周渾元縱隊追擊中央紅軍外，其余國民黨軍隊繼續向中央蘇區腹地進攻，迅速占領了寧都、汀州、石城、興國、于都、瑞金、會昌等地。陳誠等指揮的國民黨軍隊二十多個師共二十余萬人，加緊構筑堡壘封鎖線，組織地主武裝，建立保甲制度，企圖徹底消滅紅軍，摧毀中央蘇區。在嚴峻的形勢面前，以項英為主要負責人的中央分局、中央軍區堅決執行中共中央關于保衛中央蘇區，抗擊進犯之敵的指示，領導中央蘇區軍民英勇頑強地抗擊國民黨軍的進攻。當國民黨軍隊占領寧都、汀州、石城、興國等地后，中央軍區命令紅二十四師在汀州以南阻擊河田之敵前進，江西軍區獨立團阻滯廣昌之敵前進，獨立第三團監視興國之敵，獨立第七團阻滯石城之敵前進。

1934年11月下旬，國民黨軍東路第三師孤軍冒進，由瑞金向會昌推進。中央分局、中央軍區命令紅二十四師在謝坊西側的灣塘崗伏擊敵人，以會昌地方武裝作正面扼制，另命令福建軍區獨立團于瑞金河東岸阻擊牽制增援之敵。這次戰斗殲滅國民黨軍半個旅、擊潰半個旅，是紅軍主力長征后中央軍區部隊取得的第一次大的勝利。但是，國民黨軍發現中央蘇區仍有正規紅軍后，遂改急進為緩進，調集兵力，企圖尋找紅軍決戰。當時，江西軍區和省委由于敵人的迅速推進，沒有來得及布置地方工作，同時仍集結獨立團阻止和破壞敵人構筑堡壘，在戰斗中遭到嚴重損失，最后被國民黨軍圍困在狹小地區而遭失敗。

江西軍區失敗的教訓，引起項英等中央分局領導的重視。他們開始注意加強地方武裝，在群眾中進行游擊戰爭教育。同時，開始認識到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紅軍主力的回師上，提出了“獨立作戰”和“堅持斗爭”的口號，在戰略指導上亦開始了初步的轉變。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派得力干部到各地領導游擊戰爭。中央分局派張鼎丞回閩西;調中共閩贛省委書記賴昌祚到瑞金西部地區組建中共瑞西特委并任書記;調中共贛南省委書記鐘循仁到閩贛省委任書記;調中央審計委員會原主任阮嘯仙任中共贛南省委書記;派中央政府土地部原部長胡海回吉安東固地區;派李樂天到贛粵邊地區，領導開展游擊戰爭。

第二，在“三角地區”黨組織內和群眾中進行游擊戰爭的動員教育。為開展廣泛的群眾性游擊戰爭，中央分局首先在中革軍委劃定的瑞金、會昌、于都、寧都“三角地區”軍民中進行動員教育。1934年12月29日，項英在瑞西、瑞金兩縣活動分子會議上作題為《目前敵人“清剿”形勢與黨的緊急任務》的報告，號召動員一切力量粉碎敵人“清剿”，提出“一切工作為著開展游擊戰爭”，要求“每個黨員要領導游擊戰爭，要學習游擊戰術”，每個區應有一個基干隊伍，要擴大獨立營和區游擊隊，以便“來團結與領導群眾開展游擊戰爭”。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在于都寬田龍泉逕舉辦游擊訓練班，組織各縣區游擊司令部負責人學習游擊戰術。

中央分局在政治上組織上實行的初步戰略轉變，對于一些地區游擊戰爭的開展和以后游擊戰爭的堅持，起到了積極作用。但由于在總體上仍受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關于堅守“三角地區”指示的束縛，紅二十四師和幾個獨立團依然采取正規戰的作戰方式阻滯和破壞國民黨軍對于“三角地區”的筑壘前進。1935年1月28日，紅二十四師和獨立第三團、第十一團共五個團進攻駐守贛縣牛嶺的國民黨粵軍第二師一部。由于部署失當，部隊在激戰中遭到嚴重損失。這是中央蘇區進行正規戰的“最后一仗”。項英和中央分局認識到，牛嶺戰斗不但是“不應有的慘敗，而且是不應有的戰斗”。

牛嶺戰斗后，國民黨軍隊加緊對“三角地區”進行“清剿”，于都、會昌一線貢水兩岸的國民黨軍南北夾擊，企圖將中央分局等機關及紅軍部隊封鎖在狹小地區內一舉殲滅，中央蘇區形勢日益嚴重。這時，項英和中央分局“放棄期待野戰軍的觀念，已正式提出獨立自主的口號，對于當時整個斗爭的嚴重性也有進一步認識”。中央分局在這存亡繼絕的緊要關頭，感到已無法執行中共中央關于堅守“三角地區”的指示，開始醞釀突圍和分散開展游擊戰爭。項英和中央分局在嚴峻的斗爭形勢面前認識到必須改變斗爭形式，實行戰略轉變。

二、中央分局數次致電中共中央請求指示，遵義會議后的黨中央討論了中央蘇區的問題，指示中央分局實行戰略轉變

中央分局在嚴峻的斗爭形勢面前認識到必須改變斗爭方式，同時感到“變動中央給予我們的任務，只有得到中央的批準，才能執行”。所以，項英和中央分局于1935年1月30日、2月1日、2月4日連續致電中共中央，報告中央蘇區的嚴峻形勢，要求給予具體指示。項英在1935年1月30日的電文中提出：“任何緊張情況下應抽空討論我們的問題”，“要求中央迅速給我們具體指示，適應情況執行”。

1935年2月1日，項英又致電中央：“屢電諒達，無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區環境日益緊急，遲延不決是最有害的”，“目前問題是整個行動方針，關系全國與中區前途，因此必須中央決定與指示”。同時，提出“集中行動必有立足之處”，但“目前四周無此條件”;“分散目標，便于游擊，但各自為戰，領導困難”，“我們行動必須根據全國形勢與中央總方針決定，否則易于錯誤，影響工作前途”。2月4日，項英再次致電中共中央與軍委：“目前行動方針必須確定，還是堅持現地，還是轉移方向，分散游擊，及整個部署如何，均應早定，以便準備”，“中央與軍委自出動以來無指示，無回電，也不對全國布置總方針”，“請中央及軍委立即討論，并盼于即日答復”。其間，中央分局召開會議，研究分兵突圍問題。會上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是留少數部隊及人員繼續在中央蘇區活動，大部集中過信豐河;另一種意見是部隊以團為單位分散向湘贛、閩贛等地活動，中央分局領導隨部隊行動，繼續在中央蘇區領導斗爭。2月5日，項英將兩種意見報告中央，請中央立刻答復。“遲則情況愈緊張，則愈難。”中央蘇區的形勢真是到了萬萬火急的地步。

中共中央、中革軍委于1934年10月率中央紅軍長征后，很少與中央蘇區聯系。中央分局多次請示，也未予答復。遵義會議前，雖說戰爭緊迫，但正如項英致中央電報中所說“雖因行軍作戰忙，絕不是無復電的時間與機會”。這種無指示、無回電、無布置的情況，在客觀上影響了中央蘇區和各蘇區的戰略轉變。

1935年1月，在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實行單純防御、在戰略轉移中實行退卻逃跑的錯誤。會議決定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于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但常委尚未重新分工，博古仍然在中央負總責。所以，中央仍是對中央蘇區及其他蘇區無指示、無回電、無布置。

1935年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的責任，博古被任命為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毛澤東被委任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進入黨的軍事領導核心。當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討論了中央蘇區問題，并給“項轉中央分局”發出了“萬萬火急”電，要求中央分局堅持游擊戰爭，立即改變組織方式與斗爭方式，實行戰略轉變。電報指出：“分局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要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與斗爭方式，使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適合”，同時決定“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區分會，以項英、陳毅、賀昌及其他二人組織之，項為主席”。電報最后指出：“先此電達。決議詳情續告”。

由于敵情緊急，中央分局接到電報后，為了不被敵人封鎖在于會河(貢水)北岸，當機立斷，不等中央有關“決議詳情”下達，立即向于都南部轉移。在于都南部禾豐地區，中央分局收到了中共中央1935年2月13日給中央分局的詳細指示電。這個指示電指出：“徹底改變斗爭方式，一般都應由蘇區方式轉變為游擊區的方式”，“占領山地，靈活機動，伏擊襲擊，出奇制勝，是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龐大的機關立即縮小或取消，負責人隨游擊隊行動，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分局手里應有一獨立團。利用蔣粵接鄰，在贛南、閩西一帶活動，最忌膠著一地。地方領導機關亦然”。中央在電報的最后強調：“目前正是困難與勝利的(分)水界，我們相信你們一定能夠堅持到底，爭取黨的路線的勝利。”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在扎西開會討論中央蘇區問題，并先后兩次發電給中央分局，為中央分局領導中央蘇區紅軍和黨政機關轉變斗爭方式和組織方式、實行戰略轉變指明了方向。一是指明了中央蘇區戰略轉變的方式。為了與游擊戰爭環境相適應，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變組織方式與工作方式;徹底改變斗爭方式，應由蘇區方式轉變為游擊區方式，許多龐大的機關部隊組織及許多老的斗爭方式是不適合的。并具體提出龐大的機關立即縮小或取消，負責人隨游擊隊行動，派得力干部到地方指導游擊戰爭。二是提出了戰略轉變后進行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中央要求中央分局要把“占領山地，靈活機動，伏擊襲擊，出奇制勝”作為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并指出一連人左右的游擊隊應是基干隊的普通方式，較大地區設置精干的獨立營，僅在幾個更好的地區設置更精干的獨立團。短小精干是目前的原則。三是為了領導和保證軍事戰略轉變的實行，中央指示在組織上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蘇區分會，一切重要的軍事問題經軍分會討論，中央分局則討論戰略戰術的基本方針。這些都為中央蘇區及其他蘇區開展游擊戰爭、實現斗爭方式和組織方式的戰略轉變確定了正確原則、指明了方向。

三、中央分局按照遵義會議黨中央確定的方針原則，組織部隊分路突圍，領導中央蘇區和鄰近蘇區實現了戰略轉變

中央分局接到1935年2月13日指示電后，根據中央“望你們討論這一指示”的要求，立即召開中央分局緊急會議，決定“全部接受中央的指示”，徹底轉變組織方式與斗爭方式，并部署部隊突圍。2月19日，項英致電博古、朱德、周恩來，匯報了貫徹執行中央指示的情況;2月21日，項英再次致電中共中央，報告了各路部隊突圍方向及中央分局的行動。2月23日，中央書記處再次致電中央分局，指出在突圍中應注意的問題：“所有出發游擊的部隊，必須絕對輕裝”，“每一部隊不要擁擠很多干部，即分局的一個團，也不應把分局的人都集中在一起，除項英、潭秋、賀昌三人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的部隊內負責工作。陳毅可獨立領導一個獨立團。分局帶的工作人員全部不應超過十人”。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項英和陳毅、陳潭秋、賀昌等中央分局領導人組織指揮被圍困在于都南部地區的紅軍部隊(紅二十四師和一些獨立團)和工作人員分九路陸續突圍。這些部隊分別由李才蓮、陳潭秋、汪金祥、李天柱、龔楚、徐洪、蔡會文等率領突圍，分別到各地開展游擊戰爭。項英、陳毅、賀昌等率紅二十四師第七十團在贛南、閩西穿插游擊，并與各蘇區取得聯系。

在各部隊分路突圍后，項英、陳毅、賀昌于1935年3月9日率第七十團在于都南部地區向福建長汀方向突圍。賀昌率部突圍，在會昌縣天門嶂遭國民黨軍第八十九師包圍，部隊被打散，賀昌壯烈犧牲。項英、陳毅率部在安遠縣天心圩也遭國民黨軍截擊，部隊被沖散后轉回于都上坪。隨后，再度突圍，途中遇代英縣原縣委書記曾紀財。由曾紀財帶路，項英、陳毅向贛粵邊游擊區轉移。

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央分局實現了由蘇區斗爭方式向游擊區斗爭方式的轉變、由正規戰向游擊戰的轉變。這一戰略轉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一，體現了遵義會議后黨中央、中革軍委對中央蘇區和南方各地紅軍斗爭的正確戰略指導。改變了過去“左”傾教條主義對中央蘇區的錯誤戰略指導，改變了過去要求中央分局領導軍民保衛中央蘇區、堅守“三角地區”、等待反攻的錯誤戰略方針，而代之以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改變組織方式與斗爭方式，開展群眾性游擊戰爭的正確戰略指導方針，為堅持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提供了正確的戰略指導思想。

第二，粉碎了國民黨軍隊在“三角地區”一舉消滅留在中央蘇區的紅軍部隊和領導機關的企圖。國民黨軍隊對中央分局所在的“三角地區”集中重兵，企圖一舉消滅中央蘇區的基干紅軍和領導中樞，實行南北呼應、東線西線協同、對“三角地區”夾擊。如不立即改變方針、實現戰略轉變，迅速突圍，另圖發展，就可能遭致全軍覆沒。中央分局貫徹執行中央的指示，實行戰略轉變，組織九路突圍，粉碎了國民黨軍一舉殲滅中央蘇區紅軍的企圖。

第三，保存了一部分革命力量，加強了各游擊區的領導。突圍出去的部隊和干部，分別轉移到贛粵邊、閩西、閩贛邊和湘南等地區，會同當地武裝轉入游擊戰爭。項英、陳毅和蔡會文、陳丕顯等率領部分武裝轉移到贛粵邊游擊區，與李樂天、楊尚奎領導的軍分區部隊會合，在贛粵邊堅持游擊戰爭。中央分局委員陳潭秋及譚震林領導的紅二十四師四個連突圍到達閩西，與張鼎丞部會合，在閩西堅持游擊戰爭。少共中央分局書記李才蓮率領部分部隊突圍到汀州、瑞金邊界與中共瑞西特委書記賴昌祚領導的紅軍和游擊隊會合，在閩贛邊堅持游擊戰爭。贛南軍區司令員蔡會文率部突圍到贛粵邊后，又奉命率部分部隊到湘南開展游擊戰爭。突圍出去的黨的領導人和紅軍部隊，加強了各游擊區的領導，充實了各游擊區的軍事力量，堅持了持久的游擊戰。

在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變后，閩浙贛、閩北、閩東、湘鄂贛、鄂豫皖等蘇區和游擊區根據中央關于轉變斗爭方式和組織方式的指示，相繼實行戰略轉變。各蘇區和游擊區雖付出了程度不同的慘重代價，但終究實現了適應新的斗爭環境的戰略轉變，為堅持整個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奠定了基礎，在戰略上策應和配合了主力紅軍長征。正是由于實現了戰略轉變，才得以持久地堅持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完成了中共中央賦予的歷史任務，以至“能夠保存各游擊區在今天成為中國人民反日抗戰的主要支點，使各游擊隊成為今天最好的抗日軍隊之一部。這是中國人民一個極可寶貴的勝利”。

來源：學習強國